队伍蜗牛一般缓慢地往前移。我们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了，我才有勇气和父亲说上几句话："来报考的学生真多。全中国每个人都来报考了。"
父亲解释说："进入第一轮考试很容易。你只用交上一盘磁带，如果考官听过后觉得还行，他们就会让你来这儿现场弹。别看现在有几千人，第一轮后只有四十人不会被淘汰。"
我们终于排到了大楼的入口。进了大楼以后，又开始了另一轮无休无止的等待，之后才能进入设在篮球场隔壁的考场。我们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一寸一寸地更接近考场。我不久就听到了学生在演奏。有的听起来很好，有的不怎么样。我试图不去听他们，只想着我准备的音乐，在我脑海中回旋的将要决定我的未来的音乐。
已经考完的学生从考场出来后，会停下来和我们还在排队的人说话。一个女孩说："我弹得太糟了。每个人都弹得很糟糕。考官看你的眼神就像匕首一样。"
听她这么说，我想起了我在太原的第二次比赛，我输掉的那一次。当时也有些在我之前演奏的小孩子说过类似的话："我弹得不好……每个人都出错……考场里面一团糟。"他们是想要吓唬我，这个女孩也不例外。说白了，她是在说："我没弹好，你也不会弹得好。"
当我终于走进考场时，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坐在考官中的发脾气教授。我不敢冲她看，但我感觉到她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很害怕。父亲像往常一样拍了拍我的后背。我笔直走向那台大钢琴，在考官面前小鞠了一躬，然后坐下来。我想象孙悟空就坐在我身旁，于是就开始弹了。
弹完之后，我不太确定自己弹得怎么样。父亲和二叔一个劲儿地让我放宽心。他们说："你一定会在前四十名里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有疑问。万一发脾气教授说动其他考官一起反对我怎么办?万一他们发现我没把她列在申请表上怎么办?
过了两天，音乐学院才张榜公布过了第一轮的学生的名单。音乐学院的传统是在布告栏里贴一张大红榜，上面用黑色的浓墨列出进入第二轮的四十个学生的名单。
郎朗[微博]榜上有名。
在中国，红色是代表喜庆的颜色。我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如释重负。发脾气教授没有毁掉我的机会。我过了一关，但下一关要艰难得多。四十个考生中只能录取十四人，但进入前十四名还不够，因为只有前七名能拿到奖学金。没有奖学金，我负担不起上音乐学院的费用。对我来说，拿第八名并不比拿第两千五百名强。
而且，下一轮考的不仅仅是演奏，还有音乐理论及和声学的笔试。考官会奏出一个和弦，你得听辨出来，说出名字：三和弦、七和弦、不协和和弦、增减和弦等。接着还要忍受煎熬，接受节奏型的测试：考官会飞快地演示，而你必须重复考官的演奏。那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很担心，而第二轮考试前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让我担心。
音乐学院给进入第二轮的四十名学生按排了琴房，供我们排练演奏的曲目。因为家长不能进入校园，这些学生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便站在校门外，透过琴房的窗户鼓励、责难或是指点他们的孩子，那样子就像体育比赛场上尖声叫嚷的观众。因为一家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对家里独生宝贝的命运前途格外地关注。"你弹得太快了!你弹得太慢了!你弹得太散漫了!"有的学生对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无动于衷，他们会右手弹琴，左手和朋友打牌。有些父母不善于识别音乐，他们把别人的演奏当成了自己孩子的演奏，冲着琴房乱发指令。父亲不会这样。他从不会把我和其他任何人弄混。他知道我弹琴的手法、风格和乐句划分的特点，他比我还要了解我弹琴的方式。要是他喊出指令--"郎朗，把最后一个乐章再弹一遍，不过这次连奏要再流畅连贯一些"--我会听他的。
可是在第二轮考试前的那些天里，我分派到的练琴房离大门很远，这当然对我不利，因为父亲听不见我弹琴，没办法给我指点。
琴才练了一天，父亲就建议说："试试看，能不能和靠近大门的哪个学生换间琴房。我必须得听你练琴。"
第二天，我顺着过道一路走去，问了几个学生能不能和我调换房间，但他们一口回绝了。当然他们和我一样，都想让父母来指点他们，而竞争又是那么激烈。我几乎就要放弃，决定不去敲离大门最近的那间琴房的门。有什么用呢?我看够了别的小孩子抛给我的冷眼。但我还是敲响了门。门打开了，我一下子认出站在我眼前的男孩。他也是从沈阳来的，我五岁那年参加地方钢琴比赛荣获冠军，他就是名列第二的那一位。他比我年纪大，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了。
他说："郎朗，你当然可以用这间琴房。你应该靠你爸近点。他能帮助你。"
他的姿态让我很感动。即便是在竞争激烈的音乐学院，还是有人以助人为乐。因为父亲和我屡次受到我们沈阳"朋友"们的嫉妒和暗算，他的友善和慷慨更显得意义非凡。
第二轮考试的中心曲目是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父亲知道，演奏这首曲子需要极其敏感的处理。他隔着窗户指点我，他的高声喊叫成全了我敏感的演奏。这听起来很可笑，甚至显得自相矛盾，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合作方式是有效的。
我恢复了自信，但仍然感到紧张。毕竟，这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不成功便成仁。在第二轮考试的前夜，我回到父亲的床上，让他搂着我睡。但即便是在他温暖的怀抱里，我仍然睡得不很安稳，心怀忐忑，担心自己会失去这次机会，就像父亲多年前失去他的机会一样。
天一破晓，我俩就都醒了。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音乐学院。下午一点钟，我参加理论考试。三点钟，父亲像往常一样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向包括发脾气教授在内的考官们鞠了一躬，然后开始演奏。我弹了三十分钟，是我从小到大弹得最好的一次。
那天晚上，我梦到一群龙在身后追我。我穿过火焰，飞过天空，跃过黑色的云朵，向追我的恶兽投掷闪电。接着，真正的雷鸣把我惊醒。一阵来势凶猛的夏日的暴风雨向北京袭来。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到音乐学院，我们俩都给淋得透湿。二叔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他也想来看他们放榜。
我在二叔和父亲的簇拥下走进了主楼。在大厅的尽头，我可以看到那张大红榜，还能听见小孩子和他们父母哭泣的声音，还有些叫骂声。我突然失去了向前走的动力。我没有勇气去弄清楚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在前十四名，更别提前七名了。父亲和二叔走在我前面，先是一路小跑，接着简直就是狂奔起来。我看着他们顺着大红榜从上到下扫了一遍。
沉默。
接着是一声狂喊。
二叔兴高采烈地叫起来："郎朗，你是第一名!"
我看到父亲笑了。我们搬到北京已经有一年半了，他还是第一次笑。
我欢呼雀跃，一路跑到大红榜前。当我看到自己列在榜首的名字时，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前所未有的尖锐的叫声。我想要拥抱什么人，而我最终拥抱的人是二叔，不是父亲。接着我们去给母亲发电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