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格外可观的国内外音乐家，在这个5月来到了北京的舞台上，其中自然少不了驾驭乐器之王的钢琴家们。除了演奏技巧外，钢琴家寄之其中的情感、甚至钢琴家的品格，也是被关注欣赏的一部分，这就是琴与人的共生之美。就像钢琴家自己也认同的一个观点：钢琴演奏最重要的并不是技巧，而是对曲作者内心的表达。钢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三百年间，如果说“变化”，那便是八十八个琴键上映射出的无穷无尽的旋律和篇章；如果说“不变”，那便是钢琴弹奏者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和对音乐本质的不断追寻。
钢琴是简单的，只需手指轻轻一按，便能发出曼妙动听的声音；钢琴又是复杂的，随着钢琴在全世界的扩张，“器”与“人”的排列组合愈发神秘而微妙起来。那些关于技艺与艺术，关于优雅与野蛮，关于财富与希望的种种故事，也被写入了电影，他们是钢琴的故事，更是人的故事。
技艺艺术
任何一种艺术无不需要练习，所以有关钢琴的电影难免不强调技艺。在《海上钢琴师》这部影片中，主人公1900以他过人的琴技击败了前来挑衅的爵士乐钢琴家，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这段“斗琴”已经成为影迷心中不可能忘记的经典桥段了，不过也会有人质疑，这个桥段其实建立在了一个致命的逻辑硬伤之上——钢琴弹得越快就越好。相比之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澳大利亚电影《闪亮的风采》（1996）在这方面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至少，片中的主人公戴维·赫尔夫戈特为了挑战父亲多年前为他设定的目标，真的选择了被称为“史上最难演奏的钢琴曲”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里所谓的“最难”，不仅意味着手指要不停翻飞，也不只意味着演奏它需要付出“铲十吨煤”的体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曲子对演奏者的理解力和意志力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所以，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戴维最终彻底崩溃，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直到他未来的妻子出现在他的世界之中，那种先前一直为超群的技艺所俘虏的扭曲人生，才逐渐开始转入正轨。
《闪亮的风采》很像是《美丽心灵》与《爆裂鼓手》的结合体，一方面把钢琴家对演奏的痴迷和其技艺的纯熟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对那种以爱为名的强迫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相比之下，曾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音乐人生》则显得并没有那样极端，但又以其纪录片属性强化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导演张经纬用六年的时间追踪拍摄香港钢琴天才黄家正的演奏生涯和成长历程，着重对其内心世界作出了探讨。在片中，黄家正既是一个极富艺术直觉的天才少年，同时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咖”：对艺术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使他过于自我，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与朋友、兄妹甚至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捷克著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拍摄的经典作品《莫扎特传》中那个执著于艺术却完全不善交际、私生活极度混乱的阿玛多伊斯·莫扎特。事实上，张经纬并没有简单地证明天才少年天才的一面，反而着意强化了黄家正周围人对他“有口难开”的评价，从而揭示出艺术、自我与社群之间的固有矛盾。当黄家正轻描淡写地说出自己希望“早点了断”时，钢琴作为一种技艺和艺术的那种既让人向往、又显得有些狰狞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正所谓“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优雅野蛮
钢琴首次出现于十八世纪初，那时的钢琴是一种既复杂又昂贵的乐器，一般而言只有皇室和贵族才有机会接触到。因此，在西方，演奏钢琴除了本身是一种技术和职业之外还往往体现着演奏者本人的阶级成分和艺术修养，人们也往往会把会弹钢琴与气质优雅联系在一起。尽管目前钢琴已经越来越普及，这种看琴识人的传统却似乎一直延续至今，恰如中国所谓的“字如其人”一样。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想法不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毕竟技艺往往只是通过单纯的练习得来的；如果非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似乎也只能说技艺纯熟之人比泛泛之辈更有耐心而已。从这个角度上讲，杀人犯也可以弹钢琴、野蛮人也喜欢音乐、钢琴教师同样未必优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一种试图展现并探讨优雅与野蛮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共生的影片应运而生。
以冷峻风格著称的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名作《钢琴教师》（2001）无疑是其中最具力度、同时也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作品之一。这部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改编自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的代表作《钢琴教师》，讲述了一名外表高贵优雅，内心却极度冷酷、变态的女钢琴教师艾丽嘉（戛纳影后伊莎贝尔·于佩尔饰）的可怕故事。为了发泄自己童年时期便压抑起来的性欲，艾丽嘉偷窥、自虐、向别人的上衣口袋里放碎玻璃，甚至写信给自己的学生主动要求对方施虐。通过展现这种“墙上挂着巴赫，内心藏着恶魔”的病态，哈内克也向世人提出了最尖锐、甚至对整个西方的家庭观念、教育体系具有颠覆意义的致命问题：所谓的“优雅”和“修养”，到底是教育除去本性之恶后留下的善果，还是由压抑内心欲望而形成的畸形人格？八年之后，哈内克执导了与《钢琴教师》有着相同思想内核的影片《白丝带》，讲述的还是这样一个由教育问题引发的“悬案”。而在许多起案件中欺凌、虐待和杀害生灵的德意志儿童，毫无悬念地成为几十年后二战中的屠夫和刽子手。
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恰在《钢琴教师》出现一年之后的第55届戛纳电影节上，饱经沧桑的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又从犹太人的独特视角展现了“修养”与“野蛮”的对立，带来了震惊世界的名作《钢琴家》（2002），并获得了可贵的金棕榈奖。影片从头到尾充斥着死亡的气息，主人公施皮尔曼（奥斯卡影帝艾德里安·布洛迪饰）不止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其中又数与德国军官威廉·霍森菲尔正面相遇一幕最令人心惊胆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霍森菲尔没有直接掏枪，而是在询问职业之后让施皮尔曼为他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然后居然帮他躲了起来。直至德军撤退，霍森菲尔又拿来了一些食物并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了施皮尔曼。波兰斯基深知一点，那就是种族绝不能成为评价人类的标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就算是同样惨遭兵燹的波兰人照样可以抓住施皮尔曼的袖子大喊，“别让这个犹太佬跑了！”在波兰斯基看来，人的善与恶，仅仅在于他本人的良知；也正是因为如此，“军人”与“知音”、残酷与善良才能显得莫名融洽。这既是整个战争的荒唐所在，也显示出人性之复杂。
同样是展现野蛮与优雅，以上二位男性导演似乎更加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入侵；相比之下，女性导演则不然。1993年与《霸王别姬》共同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钢琴课》便是女导演简·坎皮恩对人类野性最为诗意的阐释。坎皮恩曾经表示，“我对剧本思考越深就越明白，必须有一个客体来赋予这个故事以特殊性。在诸多方案里我选择了钢琴，因为钢琴可以说是人类双手的神秘创造，是文明的象征。”随着“文明”的爱达遇到了只会对她宣泄情欲的粗人贝因斯（哈威·凯特尔饰），观众或许都以为爱达彬彬有礼的第二任丈夫一定会最终胜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文明”与“野蛮”却并未排斥和对撞，反倒若合一契、水乳交融。坎皮恩虽然是对爱情的本质和女性的欲望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探讨，但她显然没有波兰理科生导演扎努西的理性，这就使得她对爱情的看法多了一份奋不顾身和生死相许，少了一份理性的言说和规则的限制，哪怕说到底不过是荷尔蒙作祟。在坎皮恩的世界里，再优雅也难以抵消欲望，再野蛮也不会没有浪漫，而二者缠绕和妥协的结果，竟然就是那个谁也解释不清的、柔软的“爱情”——这或许又是男性导演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吧。
财富希望
1960年，在刚刚完成《四百击》之后，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弗朗索瓦·特吕弗便拍摄了第二部长片《射杀钢琴师》。也许是由于前者太出名，后者这部质量足以与《日以作夜》、《柔肤》和《祖与占》等等相颉颃的作品反倒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在一次采访时特吕弗指出，“《射杀钢琴师》背后的理念是要制作一个无主题的电影，只通过侦探故事的形式，来表达我对光荣、成功、堕落、失败、女人以及爱的全部看法。”这句话既道出了“新浪潮”一词的真谛，也由此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简单的词汇恐怕都无法概括《射杀钢琴师》的深刻内涵。不过虽然如此，金钱和财富仍然可以称作本片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片中，特吕弗塑造了一个大隐于市的钢琴家查理·科勒。获得无数名利之后，科勒与妻子的感情渐渐消退，在一次争吵之中，妻子一怒之下跳楼身亡。此后科勒便一直在一家小酒馆以乐队伴奏为生，直到酒吧侍女为他的才华倾倒，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颇为悲剧的爱情故事中，财富和名声首先放大了科勒性格中怯懦和口是心非的一面，害死了科勒的第一任妻子，接着又让科勒引火上身，使弟弟的仇人成为了自己的仇人，最终再次害死了自己的爱人。可以看出，特吕弗所描绘的钢琴师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个性鲜明的艺术家，而更像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软弱、生活庸碌、浑身缺点的普通人，甚至他最拿手的弹钢琴在片中出现的时间也极为有限，似乎演奏对他来说只是生活中最没用的那一部分。不过，正是这种特质使他心目中的这个人物成为最难成型的钢琴家之一，也无疑使之成为难以磨灭的经典。
钢琴，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乐器。作为舶来品的钢琴对我们而言本身就带有西方的含义和色彩，而拥有和学习钢琴无疑就成为追赶时代潮流的某种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所有关于钢琴的电影当中，《钢的琴》或许就是最奇怪的那一部，因为它既不关注钢琴成功学，也不关注钢琴到底有何指涉；既不关心人们如何通过快速移动手指超越自我，也不关心某一首乐曲反映了作者何种情怀。这部电影足够直接，以至于它只是关注钢琴本身有几个琴键、几根琴弦以及制造钢琴的都是些什么人——无非就是散落四处的几个工人如何重新聚集到一起，为了让主人公陈桂林从前妻那里要回女儿而自己动手制造钢琴的故事。
导演张猛把观众带离了钢琴高高在上的使用者，带进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带入了东三省颓败的老工业基地。在这里，音乐和钢琴从来不是什么艺术门类和审美需求，同时也并不意味着什么成功和财富。它仅仅意味着精准的工艺和昔日的光荣，可能还有一点点脱离穷困、再次辉煌起来的“希望”。正因如此，《钢的琴》既不舒缓，也不优雅，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但它无疑又显示出了与考里斯马基式的北欧工人完全不同的幽默、乐趣甚至狂想。可以说，张猛的“钢”“琴”，就是一曲只在中国才能唱响的工人之歌。有趣的是，《钢的琴》在配乐中大量选用1995年成立于德国柏林的17 Hippies（嬉皮士17）乐队的歌曲和音乐，其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东欧各国传统音乐的影响，尤其是其中主乐器手风琴的运用更是让人联想到极具特色的俄罗斯巴扬式手风琴。或许这种反差恰恰是在告诉我们，在荒草残垣之中，经久不散的仍然是手风琴的独特音色，而钢琴只是改革开放后下一代追求的新鲜梦想。
“在有的人的眼里，它是成长的记忆，在有的人的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在有的人的眼里啊，它就是两根烟囱。可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是一个被我遗忘了许久的老朋友。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它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它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钢的琴》中，烟囱改造的无数方案都被否决，最终真的变成了一段“美好的记忆”；桂林的老电动车也应声倒地，如《童年往事》中祖母的去世一样暗示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然而此时，钢的琴却也出炉了，崭新锃亮的钢琴落地，发出沉重的闷响；敲击键盘时，空气里回荡的是钢铁的共鸣。
陈桂林的女儿小元走上前来，“当当当”地弹奏了一首最简单的《讨厌的啄木鸟》。弹奏的手是稚嫩的，弹奏的脑是简单的，有些时候甚至幼稚。然而幼稚中藏着的，何尝不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