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马克西姆和郎朗两位钢琴家拍一部少年经历的电影的话，马克西姆应该是那部《海上钢琴师》，充满忧愁和阴郁，而郎朗则属于《想飞的钢琴少年》，长辈给了他飞翔的翅膀。
近日，本刊记者相继在济南专访了马克西姆和郎朗父亲郎国任，试图分别透视两位钢琴大师的少年生活，来展现他们生为少年时的困惑、选择与信念。
马克西姆：
战火下成长的钢琴少年
12月12日晚，在济南皇亭体育馆的马克西姆音乐会现场，《克罗地亚狂想曲》的旋律首先响起，钢琴的前面是马克西姆雕塑般冷峻的面孔。
随着明快而又激昂的旋律，人们仿佛看到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克罗地亚在灰烬中的残垣断壁，夕阳倒映在血泪和尘埃之中。许多人都是因为这首音乐开始喜欢上了马克西姆，甚至因此而了解了克罗地亚。
一个在和平世界生活的人是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到战火纷飞岁月的凄惨的，但一个引领时尚风潮的伟大的钢琴手便在这样枪林弹雨的日子中完成了他的艰辛音乐路。
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主之地》讲述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士兵的尴尬而悲惨的遭遇，在画面跳跃着的幽默背后是深深的悲凉感，战争杀死了三个士兵，将家园变成了废墟……但就在那些废墟的后面，曾经站立着少年马克西姆。
1990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在独立的名义下展开对土地的争夺。马克西姆的家乡、克罗地亚东部最古老的小镇希贝尼克很快被塞尔维亚占领，我们当时是名副其实的难民，常常要从镇上逃难到邻近的小岛上。没有人敢出门，因为随时可能会被炸死。
他所居住的小镇上战火纷飞，音乐学校也停止了授课。马克西姆依旧坚持在音乐学院的地下室里练琴，在他动荡的少年岁月里，钢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对克罗地亚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场火力比拼，而对马克西姆来说，却直接意味着不能再去音乐学校上课。我不能5天都不弹钢琴。不能因为战争，一切都停步不前。深夜，他独自离开小岛上的防空洞，默默地穿过铁丝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雷，回到希贝尼克镇上的家里，把钢琴搬进了地窖，我必须得回镇上去，回我的家，回去弹钢琴。
钢琴给我求生的意念。音乐，让我忘记战争。在那场战争接近尾声时，依傍着琴声存活下来的马克西姆，动身前往首都札格拉布参加比赛。18岁那年，他固执的信念回赠给他的成人礼，是一条命和一个札格拉布钢琴大奖赛的冠军奖杯，这是我整个事业中最大、最难忘的胜利。
如今战争早已结束，战争最后的赢家应该是幸存者，无论他们最终以何种姿态出现，其中之一的马克西姆都是一位备受世界瞩目的钢琴圣手。没有人再阻止他回家弹钢琴，他可以自由穿梭于欧盟各国甚至全世界，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主创团、两个专业造型组和180多人的交响乐团。
如果有一天不能再弹钢琴，你会做什么?马克西姆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我想不会有那么一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弹钢琴，战争不行，穷困不行，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也一样没辙。有时候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奇怪，当一个人顽固到极致，就会拥有支配身边一切来完成梦想的力量。马克西姆的坚持和固执很难更改，即使他在干冰、性感舞女、炫丽光影的重重围绕下激情四射地跟电吉他合奏，他也都会在每次访谈中认真地重申：我认为，我是一个古典钢琴家。
12月11日晚，在山东艺术学院的音乐厅内，等待登场交流的马克西姆静静地坐在后台一张普通的塑料座椅上，他颀长的双腿甚至有些伸展不开，但仍然很认真的倾听本刊记者的提问，并在嘈杂的环境下耐心解答。
《齐鲁周刊》：谈一谈音乐对你的职业和人生的影响。
马克西姆：我很高兴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演奏最美的乐器——钢琴，能够弹奏这么多美丽的乐曲，结识许多音乐家，这是让我感到最高兴的。
《齐鲁周刊》：那场战争对你有多大的改变?
马克西姆：战争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也更加珍惜生命。
《齐鲁周刊》：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你还在坚持练钢琴?
马克西姆：每个人都很害怕，我的父母更加害怕，因为他们年纪要大些，要担心孩子们的安危，作为孩子的我很害怕，但是人类就是可以适应各种环境，所以就算你知道你随时可能丧命，但你还是得活下去，我就选择了弹钢琴，我和我的老师曾在被迫关闭的音乐学校的地下室，为了比赛练习，每次去学校的路上都担心随时会被炸弹击中。我的母亲每次都说，求你，别去了，但我就是情不自禁要去，那就是我想做的事。
《齐鲁周刊》：达沃苏克们在1998年世界杯上通过足球向全世界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团结的克罗地亚，那么你想通过你的音乐传递出一个怎样的克罗地亚?
马克西姆：我很喜欢达沃苏克和那一批球员，他们让克罗地亚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从此人们知道那里不仅有战争，还有漂亮的足球。而我希望通过我的钢琴成为克罗地亚的和平和文化大使。
两代人推出一个郎朗
最近，郎朗父亲郎国任出版了一本新书《我和郎朗30年》，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郎国任说，《我和郎朗30年》是送给儿子三十而立的礼物。而郎朗的成功，几乎是由这位一根筋的父亲一手造就的。
郎国任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当过工人，当过警察，当过文工团员，当得时间最长的是这位巨星的父亲。为了儿子郎朗，他放弃了特警工作，开始把父亲当作事业经营。我在我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放弃了待遇很好的工作，咬牙带郎朗进京求学。
1995年，13岁的郎朗获得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一名后，他的好日子就已经开始了。郎朗和辞去公职的父亲郎国任租住在北京白纸坊一座条件简陋的二层筒子楼里，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父子俩挤在一居室里，除了一套好一点儿的音响和一台必备的星海牌钢琴之外，连电视机也没有。这是父子俩刻意营造出的紧张、充实的奋斗环境。
郎朗每天过着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学生生活。上午到校学习文化课，下午在教师赵屏国的指导下练琴。上完一天的课，郎朗和所有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揣着公共汽车月票往家赶。到家后，郎朗要在那台星海牌钢琴上继续练琴。父亲要是回来晚了，郎朗就会一个人到小铺里花几块钱买碗粥、一屉小笼包，填饱肚子。
到北京第一天被邻居骂，第二天警察上门查户口，第三天居委会说你别弹琴了，你的琴声吵死人了，第四天楼下小孩说就因为你我的功课从100分降到70分了，再弹一个星期我就不及格了，坏消息一个个接踵而来，在学校也被同学取笑，嘲笑你的口音是东北农民……在影片《郎朗的歌中》郎朗回忆了心酸的求学之路。
《齐鲁周刊》：管与放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只有找到那个最契合的点才可以达到成效，在这方面你是怎样对待郎朗的?
郎国任：我不是很同意放任自流的观点，该管还得管，从小就建立事业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不让他想别的，玩和学习都要讲效率，让郎朗全情投入进去。
大连的一位家长曾跟我讲要让孩子自由发展，我觉得他说这话时不负责任是为自己工作没时间培养孩子找借口。总体的一个原则是要让小孩忙一点。
《齐鲁周刊》：你对郎朗一直很严格吗?
郎国任：我对郎朗比较严格，但轻易不会动手。培养他也分阶段和情况，在训练基本功，我让他要有部队的作风，一对一的单兵训练，使他忘记劳累，这样提高的也快，这和我当过文艺兵的经历有关。到后期的时候，我就摒弃了部队作风，甚至抄起二胡和他合作了。业余时间还会带他踢踢球，打乒乓球，但用手的项目像篮球很少。
《齐鲁周刊》：在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想过放弃?
郎国任：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觉得我和郎朗一直配合的很默契，感觉就像一个人。他需要我给他挑毛病，当陪练兼教练，到后来我们的关系是朋友、父子，现在快成哥们儿了。前几天郎朗还说我挺年轻，不像那么大年纪的人。
有句话说革命的人永远年轻，因为我有事业，有音乐，不停的工作，还经常运动，打乒乓球的时候可以双腿悬起来去找刁钻的角度。这些理念都是我一直贯穿给郎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