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厦门听钢琴家殷承宗的独奏音乐会，在弹完正式曲目后，他返场加演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一个选段。听着曾经是那样耳熟能详的曲调，让我记起一位旅居海外的钢琴家在许多年前对它的非议。他说，‘文革’中的许多荒唐事情，包括国内家人受到的牵连，他都认了。唯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用钢琴去伴唱革命京剧？
这位文革前就移居海外的钢琴家，自然不了解那个特定年代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一代钢琴家来说，钢琴伴唱《红灯记》不但是一道抹不去的记忆，而且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专业生涯，甚至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钢琴界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随着傅聪、顾圣婴、李名强、刘诗昆、殷承宗等一批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中国钢琴演奏的总体水准已经引人注目。那时国际钢琴比赛的数目总共就十几个，因此其奖牌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受此鼓舞，学琴人数成倍增长，国内迎来了第一次钢琴热。我在1962年报考上音附中时，据说报考人数创了新高。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1964年起，学校已经不准演奏西方音乐，只能弹根据革命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和练习曲。不少同学甚至改行学民乐。那些国际比赛获奖者，回国之后要思想改造，要下乡种田修水库。钢琴在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到1966年那个无法无天的夏天，钢琴被认为是代表封、资、修，是资产阶级的产物，首当其冲地成了被彻底砸烂的对象。学校里一个同学甚至想出绝招：把钢琴搬到教学楼顶上，然后推下去砸碎。幸亏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整整两年，校园琴房一片死寂。
终于，在1968年的一个夏日，校园里的广播喇叭响起了钢琴与京剧唱腔的声音―――钢琴伴唱《红灯记》面世了。
殷承宗与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一时红遍大江南北，钢琴在那个特殊年代以如此特殊的方式，进行了空前的大扫盲和大普及。《红灯记》为钢琴这件西方乐器翻了身。对于那一代钢琴学子来说，无疑是殷承宗为钢琴在当时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出路。在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红色外衣下，我们终于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开琴盖，弹奏那些久违了的乐曲了。
不仅如此，我们上音附中老三届的几十名毕业生，在上山下乡插队到奉贤县农村劳动的时候，还因为要弹好样板戏，练好基本功，而获得一个特殊的待遇―――市文化局调拨了10台立式钢琴随我们下乡。当时上海郊县农村尚无陆路交通，到了奉贤县城后，10台钢琴用几个平底船运到水乡，当地公社社员帮忙分别抬到各个农家客堂的泥地上。因怕受潮，在钢琴底下垫了几块砖瓦。于是我们一伙人就常常上午插秧施肥，下午弹琴。弹着肖邦与贝多芬的手指，还留着一股河泥与牛粪的气味。飘扬在田野上的琴声，引来了在田埂上玩耍的农家小孩观望。他们好奇的眼神，与放在泥地上的钢琴，形成一幕超现实的景观。
也是借着学样板戏的名义，各地专业团体与音乐学校的钢琴演奏员，有机会进京参加钢琴培训班。钢琴教学与演奏就此名正言顺地得以复兴。
那位海外钢琴家不能像我们那样感同身受的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与以后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真不知钢琴会被禁锢到何年何月！十年文革之后，一批钢琴学子的技艺会荒废到什么地步！还有，中国会有从80年代兴起的、一直延烧到今天的第二次钢琴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