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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钢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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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深得苏敏德的喜爱。1935年她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师从美籍钢琴教师苏路德和高科第,1939年毕业时获得了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

  从燕京毕业后,刘金定回母校中西女中担任音乐教师,课余从事音乐活动。1947年,刘金定随母亲赴美那一年,其弟刘畅标考入燕京大学,第二年转学进入姐姐就读过的音乐系。1951年毕业后,刘畅标先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58年调入西安音乐学院工作,后来成为享誉西北的钢琴教师。多年以后,刘畅标回忆自己的音乐人生时,曾这样说:大约在5岁时,我常静静地坐在大姐的膝上听她练琴,7岁左右跟大姐开始断断续续学钢琴。

  刘金定的家在小白楼一带。晚饭后,弟弟妹妹们还在玩耍的时候,姐姐刘金定则在悉心地梳理着头发,做着去维斯理堂演出前的最后准备。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后来在美国,无论是从事钢琴教育还是从事图书馆工作,刘金定总是一身中式旗袍,从不穿外国裙装。

  维斯理堂的钢琴声

  据沈湘同学李世珷在《沈湘的少年时代》一文中回忆:我俩都加入了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唱诗班,我们并不信教,只对唱歌有兴趣。每星期六下午练习,星期日上午9点做礼拜时唱圣歌。全班20余人,我们唱男高音部,是混声歌咏团,指挥是一位美国老太太。钢琴伴奏是刘金定。

  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16岁的沈湘由南开中学转学进入法租界的工商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沈湘的父亲是留法的医学博士,天津名医,在法国留学时即迷上古典音乐。受父亲的影响,沈湘自小痴迷音乐。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后,沈湘经常和同学到小白楼的外国委托行淘唱片。

  每周六、日,沈湘都要去位于法租界基督教的维斯理堂唱诗班唱圣歌。维斯理堂,1949年后改称天津基督教会滨江道堂,是天津最大的基督教堂。这座建于1913年的教堂建筑规模只有2250平方米,但在大礼拜堂内的铁腿木折椅却有850个座位,工商学院(即津沽大学)、中西女中、汇文中学等校的师生和职员经常在这里举行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也是这些教会学校举办音乐会的理想场所。

  据老人回忆,当年维斯理堂的大门是用皮革包裹的,十分厚重。上世纪40年代,位于今日滨江道上的维斯理堂成了刘金定经常出入的场所,那些夜晚中回荡在大礼拜堂中的音乐不知安慰了多少沦陷中的年轻人:1940年12月28日晚9点,基督教青年会歌咏团在维斯理堂举行盛大的表演,演唱《蝴蝶夫人》、《春之梦》、《蓝色多瑙河》等12支世界名曲,刘金定风琴伴奏,此外还有燕京大学歌唱名家茅爱立女士的独唱;1943年5月2日,天津意租界的渤海中学在维斯理堂举行大规模的音乐会,除由该校学生表演独奏、独唱外,还有该校百人合唱团合唱《哈利路亚》,并邀请了音乐名家张肖虎、钢琴名手刘金定、提琴手方道尧等共同唱奏各国名曲;1945年元旦和1月2日晚8点,维斯理堂和男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冬赈募款,公演《弥赛亚》,独唱部分由沈湘等人担任,刘金定为独唱钢琴伴奏;1947年3月28日晚,天津中西女中校友会为母校募筹基金演奏会在犹太俱乐部举行,由各国领事夫人演奏的小提琴、大提琴、竖琴,刘金定钢琴伴奏,据《益世报》报道,各领事夫人及刘女士等虽系首次联合演出,但效果特佳。

  除了维斯理堂,位于广西路青年会的小礼堂也是天津音乐人的聚集场所。据曾在此任教的周乃森回忆:楼上小礼拜堂有时出租为结婚礼堂。每周合唱队在此排练,舞台上有架立式钢琴,出租给刘金定、李菊红、张肖虎等教学生们练琴。每月都在此举行各种类别的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有著名小提琴家马道允、方道光等人。这里还为著名的小提琴家马思聪等人举办过音乐会。此外,巴黎道青年会建有天津中华基督教会音乐专修学校,由刘金定、张肖虎及德人哈路巴、无国籍人士劳伦斯等担任教师。

  在一份1945年5月27日在维斯理堂举行的刘宝福、邓丽娟婚礼仪式上,标明婚礼进行曲等现场音乐即由沈湘、刘金定、马道允等多位天津知名音乐家助兴演奏,阵容堪称豪华。而刘金定与张肖虎、马道允、沈湘、池元元等人均是当时活跃在天津租界音乐圈的一时人物,在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中时常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

  小白楼里的钢琴课

  据资中筠回忆:那时刘诗昆大约不超过4岁,是让人抱上琴凳的。他坐好后,回头问:姑姑(他这样称呼刘先生),我弹什么呀?刘先生说了一个曲名,他就很投入地弹起来,可惜我没记下他弹的是什么,印象中虽然不很深,但也不是最简单的儿童曲。一曲未终,他忽然回头说姑姑,下面我忘了,接着自己就溜下了凳子。

  刘诗昆是刘金定众多弟子中最著名的一个。多年以后,刘诗昆还这样讲:我一生中不能忘记我的恩师,但是一生中也不能忘记我自己!两位启蒙老师,一个是刘金定,一个是我爸爸。没有他们,我的一切无从谈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美国米高梅公司工作的刘金定父亲失业了。迫于要维持全家7口人的生活,刘金定不得不开始教授大量各式各样的业余钢琴学生。据其弟刘畅标回忆:大姐最忙的时候一周7天,每天都是10个学生。最少时一周也有50个。1947年去美国后,她就很少教琴,都是因为那段时间教怕了。业余学生弹成什么样的都有,她又特别认真不肯马虎。在日寇占领天津期间,日本宪兵队曾怀疑刘金定是间谍,派特务屡次到她家监视盘问,后来总算弄清楚她确实仅仅是一个钢琴教师而已。

  那时候的天津,音乐气氛极其浓郁。据曾随刘金定学习钢琴的袁彪(原名袁效先,著名钢琴演奏家)回忆,3岁时母亲开始培养我的音乐兴趣,经常领我听音乐会。上世纪30年代,天津租界里有很多欧洲人经商、传教、教学,所以经常有小型室内乐、家庭音乐会、儿童乐团音乐会等。此外,还有很多家庭唱片欣赏会。当时享誉京津的著名歌唱家池元元的婶母徐剑生是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师,经常邀请沈湘等人到家中欣赏唱片,并设茶点招待。到1947年,沈湘收集的唱片已有2000多张。而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为了刘诗昆学琴,家里置了4架进口钢琴、上万张唱片,刘金定经常带着资中筠等人到刘家欣赏唱片,提高欣赏能力。刘诗昆的父亲亲自给放唱片、报曲名,有时还介绍一下演奏家。

  当时,刘金定在天津有三大弟子,一位是生于1925年的刘培荫,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后赴德国;一位是生于1928年的朱起芸,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视唱练耳专家;还有一位即资中筠。刘金定按照燕京大学毕业生的习惯,分别在1945年、1946年和1947年为三大弟子举办了个人演奏会,刘培荫和朱起芸也分别考入了老师的母校燕京大学音乐系。

  除了资中筠,资家的二小姐资华筠从6岁起开始跟着刘金定学习钢琴,后来由刘金定推荐跟着一位俄国老太太开始学芭蕾舞,由此走上了舞蹈之路。而师从刘金定学习弹琴6年之后,老师为资中筠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那一年,资中筠17岁,节目单和邀请信都是淡蓝色的,最好的朋友为资中筠赠送的水晶胸针也是淡蓝色,至今仍存留。

  直到1947年,在资中筠等弟子的怂恿下,这位享誉天津的钢琴师才与天津著名的小提琴家马道允联合举办了一次个人演奏会。因为要担负一家人的生活(1945年其父已过世),刘金定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据资中筠《恩师刘金定》回忆,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直到1946年,经燕京大学同学的撮合,才与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杨富森相识。一年后,刘金定随母亲赴美国,杨富森随行,1947年12月14日在美国正式结婚。自此,刘金定离开了天津,也离开了心爱的钢琴。30年后,杨富森书《赠妻刘金定女史》对联,曰:相夫教子无微不至,敦友睦邻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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