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弹奏出美妙钢琴曲的一双手，却被用来偷盗LV手袋及万元现金。本是头顶光环的钢琴才子，却坐上了被告席，面临牢狱之灾。昨日下午，29岁的辽宁沈阳人吕某城，因盗窃罪在越秀区法院过堂受审。
4岁学琴，10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师从名家，获多项国内外音乐大奖殊荣。然而就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钢琴王子，如今却被公诉机关指控盗窃，今日将在越秀法院过堂受审。
他曾获国内外多项大奖
1983年出生的吕某城来自辽宁沈阳，本科毕业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他曾在纪录片《钢琴梦》中担任主角，曾获华表奖和金鸡奖两项大奖。在2004年11月在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钢琴大赛获铜奖。2005年获第十三届香港（亚洲）钢琴公开比赛公开组第一名和协奏曲组第一名。2006年11月获第三届吉列尔斯国际钢琴大赛第四名。
他又因为两次偷窃被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途无限的吕某城却走上另一条道路。2009年3月14日，他偷窃一个内有人民币1700元的挂包，逃离现场时被公安人员抓获。由于当时吕某城患有复发性躁狂症，需进一步治疗，且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没有对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因此越秀区检察院决定对吕某城不起诉。
今年2月12日，吕某城在沿江中路某酒吧内与朋友喝酒，乘被害人邓某某不备之机，盗得其放在椅子上的LV手提袋一个，内有人民币10500元和一部iphone4手机，得手后逃离现场，随后吕某城被公安人员人赃并获捉拿归案。案发后，吕某城经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吕某城患复发性躁狂症，案发时处于疾病的缓解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据悉，吕某城于2001年开始表现出话多、乱花钱、易怒、兴奋好动等特征，经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诊断为轻躁狂，被抓前在某钢琴学校任职。
能弹奏出美妙钢琴曲的一双手，却被用来偷盗LV手袋及万元现金。本是头顶光环的钢琴才子，却坐上了被告席，面临牢狱之灾。昨日下午，29岁的辽宁沈阳人吕某城，因盗窃罪在越秀区法院过堂受审。
偷走LV手袋及万元现金
起诉称，今年2月12日6时许，吕某城在广州市沿江中路东江鸿星海鲜酒家一楼大厅内，盗得客人放在椅子上的L V手提袋，内有人民币10500元、iPhone4手机1部（经鉴定，手袋及手机价值4705元）。
盗窃后吕独自乘坐出租车到广州东站附近的九号行馆，用盗得的现金办了一张5000元的卡消费
当时喝了很多酒，脑袋一片空白，吕某城一再反复辩解。
曾有前科免予起诉
与此次犯案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吕某城早在约3年前就发生过一次。
2009年3月9日，吕某城到广州准备参加老师的音乐会。3月14日和朋友去酒吧聚会，因身上没带打火机，吕某城到处借打火机。这时，在路上看见一辆车，车窗打开着，司机在睡觉。他就将副驾上的包拿走了（包内有1700元）。逃离时被公安人员人赃并获。
其后，公安机关审问时，吕某城的回答也几乎与昨日如出一辙，当时可能喝了酒，有点兴奋，头脑发热，也没想那么多。后越秀区检察院考虑吕某城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好，未对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且吕某城患有复发性躁狂症，需进一步治疗，决定对不起诉。
德国留学患上躁狂症
开庭前，吕某城的母亲从老家赶来广州，昨日默默地坐在旁听席上。但庭审过程中，吕某城始终没有回头看母亲一眼。
17岁到德国魏玛李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吕某城开始讲究穿戴，好交朋友，经常花光生活费后四处借钱，脾气暴躁，常和别人争吵，思维时常出现混乱，做事冲动不计后果，但事后又常沮丧、后悔。其母亲将其送到沈阳一心理医院就医，经诊断为躁狂症，治疗后有所缓解。
就读星海音乐学院时，因兴奋好动，甚至擅闯学院领导办公室。吕某城被诊断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症。
2010年因父亲患肺癌去世，一心想出国深造的吕某城，觉得家庭经济、感情都不如意，开始天天喝酒，不喝酒受不了，并变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甚至卖掉了钢琴。最后，不顾母亲苦苦哀求，摘下了父亲留给母亲的最后一条白金手链，进行变卖。
无奈之下，母亲再次将吕某城送到医院治疗。经过两个月的医治，其情绪稳定后，吕某城哀求回家休息。但没过多久，又不配合吃药，到后来就不再吃药。
建议有期徒刑10个月至1年10个月
案发后，被告人吕某城经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患复发性躁狂症，案发时处于疾病的缓解期，在本案中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公诉机关认为，吕某城的行为犯盗窃罪，提出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10个月至1年10个月。
庭审后，越秀区人民法院安排心理专家为被告人吕某城作心理测试，评估吕某城的心理状况，为吕某城的量刑提供科学依据。
该案结果有待宣判。
●光环
四岁学琴，在纪录片《钢琴梦》中担任主角，曾获华表奖和金鸡奖两项大奖。2005年获第十三届香港（亚洲）钢琴公开比赛公开组第一名和协奏曲组第一名。2006年11月获第三届吉列尔斯国际钢琴大赛第四名。
●涉案
2009年3月，在路边拿走一辆车副驾驶位置的一个包，内有现金1700元，因情节轻微被决定不起诉。2012年2月，在与朋友消夜时，盗走朋友的朋友LV手袋一个，内有现金1万多元，后到水疗馆花了5000元办卡消费，被人赃并获
争议
强制治疗程序缺乏法律规定
据悉，即将于2013年元旦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并特别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南都记者对比发现，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经法院批准后可解除强制治疗。但对于回归社会后如何安置等问题，尚没有涉及；同时修改后的刑诉法，也未涉及非暴力精神病患者强制治疗程序。
庭外
信任
面对这样的信任，我又给予了他们多少信任呢？要怎样的阴暗、冷漠、虚弱和不自信，才会让我在面对那因亲人犯罪而备受折磨的无辜的心灵，如此地防备，以至于连个电话也不敢给予？
杨检察官，能告诉我您的手机号码吗？
一连几天，我都接到这位妇人的电话。她的丈夫，一个年轻的外地打工仔，因为抵御不住诱惑，竟然用身体去运输毒品，而我正是这个案子的公诉人。
提审时，他自觉对不起妻子，请求我不要把他的事情通知她。谁知庭审结束后，他又突然提出，希望宣判的时候帮忙通知他的妻子，他想见见她。
我要了他妻子的手机号码，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年轻打工仔的命运早已不是我所能影响，我能帮她什么呢？再说了，近则不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可不想惹麻烦上身。
开庭是在一个寒冷冬天的上午，她坐在旁听席上，瘦弱的身体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旁边还有两名貌似亲友的年轻男子。宣判后，我匆匆离开，还有个案子等着开庭呢。
当我开完庭走出法院大门，有人突然喊：杨检察官！杨检察官！是旁听宣判的那两名男子！看到我停下脚步，他们高兴地转身，向着远方招手。只见那位年轻的妇人正匆匆忙忙地从法院的另外一个门跑过来。看到我疑惑的眼光，她说：杨检察官，我们没有其它事情，只是想请教您，我们可不可以上诉啊？上诉有没有用呢？
我知道她已经在寒风中等了好几个小时，那一刻，望着她红肿的双眼，以及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单薄的身体，我百感交集。这位陌生的被告人家属，竟然将如此重大的问题托付给素不相识的我，原因只是你打电话通知我们过来旁听，我们相信你是好人，这是何等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