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年的北德哈茨山区，有个名叫海因里希·恩格尔哈德·施坦维格（Heinrich Engelhard Steinweg）的失怙少年，参加了当地贵族抵抗拿破仑占领的“黑色军团”。他战后退伍，靠做木工为生。因酷爱音乐，又受行规所制，他便躲在自家厨房里偷造乐器，就像传说中那样。
1836年，他造出第一台三角琴，即后来所说的“厨房琴”。虽说尺度大于当时一般的沙龙用琴，但比起当代钢琴的大嗓门，它还属于轻声细语的一路。出现在音乐会上的，当然是复刻版，真迹收藏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
除这款老琴之外，还有19世纪流行的家用“方钢琴”。当今的明星演奏家，同时也是施坦威艺术家的朗朗，在这台琴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两位提琴家合作门德尔松的《D小调三重奏》。
去年辞世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以阐释皮埃尔·布雷兹作品闻名的钢琴家查尔斯·罗森，曾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钢琴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录音设备普及之前。当时的中等人家都是用这种方琴，或后来的立式琴弹奏音乐，愉悦来宾的同时，还能嘚瑟自家妻女的文化品位。
音乐会上出现的另一款型，是红木外壳的“瓦格纳琴”。在19世纪的钢琴当中，这可以算得上重炮级别，具备了浪漫派作品经常需要的那种雄浑音响，和我们印象中的施坦威的标志性音色，庶几近之。那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铸铁框架为更大的琴弦张力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而施坦威本身又是传统上特别重视技术创新的企业。
19世纪欧洲持续的社会动荡，特别是1848年革命的影响，迫使施坦维格携家远渡纽约，而且把姓名改为更加英语化的亨利·施坦威（Henry E. Steinway）。后来闻名于世的施坦威父子公司，就起源于此。十几年后，为逃避进入欧洲市场的关税，他们又在汉堡开设一家新厂。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谈论两家琴厂产品的区别。这样高大上的问题，还是请专业人士讨论比较妥当。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施坦威这个品牌代表了钢琴本身，就像劳力士之于瑞士腕表。
当然，对于施坦威，“钢琴中的劳力士”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贬低——它自视为宝玑、江诗丹顿、百达翡丽的总和。而且，这样的比喻本身也俗不可耐。再昂贵的手表，也能通过付款拥有，而钢琴却对主人的修养提出要求。像所有乐器一样，聆听一台钢琴的内在音响，不但要靠耳朵，而且要用手指。
制作这样一台感触灵动的机械，需要大约一年时间。首先是挑剔的选料过程，从制造机锤的桦木，制造外壳的枫木，再到压制共鸣版的杉木。再则是秉持手工制作传统。这样就避免了产品的单一化，而使不同编号的钢琴具有个性上的差异。
通常，我们印象中的施坦威琴，音色厚重如多肉植物。然而，格伦·古尔则德用他的CD-318琴，演示出竹节般的清劲音质。霍洛维茨也曾通过自己的专用施坦威，给出过类似证明。他们都是手指前伸的触键方式，后者甚至会用指肚拍击琴键。这就要求，所有机件都得具有轻松机敏的响应能力。
作为家族企业，施坦威曾易手不止一次。最近一次是去年，买主是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这在媒体上引起一番议论。不少琴迷担心，没有制琴经验的新业主，会为降低成本而牺牲质量。当然，他们得到了否认的承诺，公司方面也表现出对新兴市场的渴望。举办上述音乐会，同样有品牌推广的用意。
推广产品的另一途径，是和钢琴家签署排他性合约。早年，笔者在家中见过一本俄国钢琴家霍夫曼的传记，书中有一张霍氏和同仁拉赫玛尼诺夫及施坦威当时老板的合影，反映的就是该项目的早期形态。对品牌“不忠”的签约艺术家，往往受到严厉对待，像赞扬过德森多佛尔琴的加里克·奥尔森，还有使用过法奇奥利琴的安吉拉·休伊特。
音乐会的高潮，是朗朗演奏“拉二”（即《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编注）。该曲用了一架施坦威十年前为再次进入中国市场而定制的，带有仿古花饰的D-274型琴。为他协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管弦乐团。和眼前这支未成年学童组成的乐队相比，当年的中央乐团基本就是一个业余团体。由此可见，中国小孩当中出现大批古典音乐明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那晚的朗朗，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的情商和优良台风，悉心照顾到每位合作者。而他带给听众的最大惊喜，或许是一首作为安可曲（安可，encore，意为再演、加演或返场——编注）的，超级可爱的墨西哥小调。
